「2010台北雙年展」在掌聲和批評聲中結束了它短暫十週的生命,將近一年的籌備期,我們面對了非常多的質疑、挑戰當然也有溫馨的鼓勵和稱讚。兩極化的批評,在展後的對談與講座給了我一個重新檢視展覽內容的機會。
很多人問,這次展覽對一般觀眾的意義是什麼?太過菁英的論述,希望一般民眾獲得的共鳴是什麼?Vasif Kortun在此次受邀來台的演講中提到這屆雙年展少了媒介(mediation),在一場國際學者的座談會上,我們得到的批評是沒有深入問題的核心,沒有觸碰到台灣在地的急迫性。我試圖從一個展覽的「中介」開始,進而思考藝術家或是策展人的責任。Kortun比喻自己是一個仲介(agent),他的工作是創造「mediation」,但不是「explanation」。幾個禮拜下來,在不同的座談上,我最常聽到觀眾提得一個問題:雙年展的目標觀眾是誰?我們有沒有預設那些觀眾是誰?展覽陳述的對象是誰?不同排列組合的問題,簡單來說就是:這是給誰看的展覽?
一個雙年展,背負著非常大的責任,肩負擁有台灣當代藝術展覽最多經費和資源的重責,因此必須製造出一個不能辜負期望的優質展覽,所謂的「優質」代表:創新之於不能過於前衛、國際之於必須兼顧在地、深度之於不能忽略通俗,另外還必須通過各種數據分析的考驗:觀眾人數、參展藝術家人數、藝術家國籍分佈、展場容量比例,幾件舊作,幾件新作等等。因此在面對各方不同的期望下,我們需要一個完美的說詞。
雙年展的觀眾是誰?我不知道。任何願意走進美術館,不管他是為了流行也好,是對雙年展有極高期待並寄予厚望的忠實粉絲也好,是只為了帶小孩進來吹冷氣的家長也好,有任何負面、正面的想法,其實身份目的是什麼,也不那麼重要了。展覽有各種不同層次的功能,它可以是大眾的,也可以是小眾。我很喜歡Tirdad
Zolghadr常舉的一個例子:當一個人如果想了解F1賽車時,他可能得花一個小時在賽車場,了解遊戲規則,知道看比賽時觀看的訣竅,但重點是他必須要花那一小時。展覽也是,任何東西在沒有自身原本具備的基本知識理解時,你要的就是時間,那是一種滿足求知慾的手段。太過享受速食主義帶來的快速和即時下,常常不願意多花半秒去了解你不曾了解的東西。當然,任何東西都有門檻,都有它消耗性的時間量,而當代藝術可能就是其中佔據多數容量和時間性的一種選項。
一個展覽成功的要素,除了作品本身外還要非常多的輔助工具,這也就是Kortun所謂的媒介。「2010台北雙年展」是一個事件性的展覽,它無法從單一作品中獲得我們想表達的層層概念;觀眾的參與在這次扮演另一個完成展覽內容的重要條件;但終極而論,這是困難的,它改變並挑戰了台灣觀眾欣賞展覽的習慣。延長時間軸的策略是一開始的主軸,它仰賴大量的宣傳和管道,意思是我們需要一支軍隊。「生不逢時」是我給這次雙年展的一個結論,它不見得有一個完全符合台灣人口味的展覽,但它是一個開創。但也可惜在美術館時局不穩的這一年,我們選擇了這樣的題目,多面的不適和艱難將所有人都推向了極致。而這些外人無法理解,也不需理解,霧裡看花的結果也只能片段破碎的給了一些結論,而最後影響最深的我想還是展覽本身。
因此在先天體質不健全下,來思考機制批判是什麼?我想似乎也滿恰當的!要去批評一個東西很容易,但那個打擊的力道點,夠不夠強大,我想不是比誰聲音大而已,一個具建設性的評論似乎感覺更有力,但這個「建設性」又該如何定義?這次展覽我們面對很大的批評是對於在地現況回應的薄弱,大家也針對展覽中幾件作品有了許多討論,我試圖想像當觀眾在只看到那三十分鐘的影片時,他可以得到的訊息是什麼?儘管私心地想撇開種種現實執行面的困難,不可諱言地我們還是得以結果論去思考那個精準度,因那可能成敗了一個策展人的優劣和作品的好壞。的確,這是殘酷的!
要去評論一個事情,得以全面的角度來觀看,至少我是這麼認為。很多人認為看到事情的一面,就看到了全貌。當然,討論是必要的,因為它讓主觀變成客觀,讓蒙蔽得以清晰。我們常給予一個展覽或藝術家太多的責任與期待,而眾矢之的結果下是否影響了創作的本質與應該保有的部份單純?那些醜陋的真相又是否人人可以招架?
如果我們帶有一點天真,至少對我而言,仍相信藝術的潛在力量,那麼就是在於創造一個中介。不管是策展人與觀眾之間,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甚至藝術與政治之間,都存在一個不直接的模糊關係。期望是正面的,因為當對政治冷漠時,勢必轉而投向軟文化的力量,但那力量看似龐大其實極微渺小。我們製作展覽不在改變政策、改變制度,我們在提出一個討論的空間,透過作品說出我們想說的話,但是否能移動大石,還待執政者的良知與行動。藝術在錯誤的政策下只會走向錯誤的發展,而最終遺忘了它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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