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老闆和我說：「卸卸」——余政達的語言情境製造

一天忙完佈展後，我和余政達來到飯店附近一間港式餐廳用餐，餐廳老闆喜歡站在門口大聲嚷嚷，吆喝著顧客上門。在澳門，多數店家會從口音分辯你是打台灣還是內地來的。那日，用完了餐，老闆找零時和我說了聲：「卸卸」，標準的台灣國語把我和余政達嚇了一跳，我問政達：「老闆以為台灣來的都說台灣國語嗎？」

語言或聲音的落差是我們多數在面對陌生文化時最直白的破冰手段，它的簡易和不繁複為日常生活的溝通鋪設了訊息傳送的軌道。余政達一直對語言在文化差異上扮演的媒介感到興趣，他視為一種資訊的傳達，而在這過程中產生的雜訊或錯誤解讀，時常帶出了人與人之間身份或權利關係的流動。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主辦的「城市預演－余政達作品展」，展出了藝術家2008至2013年於各國駐地創作的作品；從台北、日本青森、奧克蘭、威靈頓到澳門，透過語言間的落差呈現藝術家作為一名外來者在面對異文化時可能產生的介入與敘說。

余政達早期的《附身【聲】者》（2008）系列，以母語組織他與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這時誰擁有語言的閱讀權利，誰進行翻譯，便參雜了權力甚至政治關係的想像在其中。但相對於駐村期間，置身於另一個語言系統下，主客體的轉移則轉變成了這中間的縫隙，必須重新思考自我與閱讀的他者（當地民眾）之間的位置，如何在異地和這個語言進行試探？如何模擬狀態？這也說明了在《城市的導覽練習：奧克蘭》（2011）之後，余政達開始將自己拋到影像前面，成了轉譯活動的發生地；使用即興扮演又與脈絡脫節的角色，在虛構的關係結構裡營造一個被對應出來的身份。因此一種環繞「預演式」的游移，成了余政達作品中特殊的言說語彙。

一改以往即時、採用語言間的差異作為施力點的制作方式，澳門的新作《費雪曼》（2013）則以寫好的劇本和虛構情景來作為故事編排；以外觀的衝擊為出發，歸結出一個不只屬澳門，卻是新自由主義下隨處可見的經濟奇觀：資本殖民下的爆炸式產物。展場上一邊是25張層層相疊的影像輸出，利用半夜拍攝澳門的娛樂場入口，去除人聲鼎沸和其他聲光效果，冷調、奇觀式地展示這些門的意象——一個進入欲望的關口。另一頭的影片則是一名西裝筆挺的西方人士，配著突兀的粵語，以直銷口吻，振振有詞地向觀眾販售一個華而不實的夢想事業。余政達說他想表達的是一種魅惑心態，西方人代表的疏離和神化象徵刻板的權利位階和一種無法磨滅的殖民心態，而儘管在配上粵語後，更拉遠並重新組構了藝術家與觀眾之間的距離及權利關係。

過去五年，余政達透過自身身份的轉換，不斷試驗在游移狀態下溝通距離的遠近，並透過不同文化來參照大家所共同面臨的處境，試圖在不莽撞書寫他人的歷史下，尋找一個重新言說的頻率。

《本文刊登於今藝術2013年5月2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