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小說家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著名小說《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描述英國海上霸權時代，西方國家對殖民地非文明、非語言的無知與畏懼，因為本位主義的盲從與自恃認為將文明帶入黑暗之地－非洲，為一種對當地人民的救贖；資本主義在此作為文明的象徵，卻諷刺地與其本質上的貪婪和利益至上的野性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The World Is Not Fair一展便以康拉德筆下的世界出發，藉由多元的藝術文化表現形式，深究「世界博覽會」（World Expo）最初通向世界之門（Gate to the
World）的美意是如何在矛盾間走向了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
6月的柏林天空，意外籠罩著一股寒意，9度的溼冷，讓原本期待乘著陽光乘著風的藝文好癖，紛紛拉緊了衣領，踡伏在室內聽著一場場的座談會。然而，美好總是在毫不預期的情況下出現，帶給你短短幾小時的驚喜。在一場論壇的試映會上，我們趁著中場休息，以及短暫的天晴，來到了柏林郊區的Tempelhof Park。剛抵達會場時，還來不及詢問展覽內容就被一望無際的草原和遠方層疊雲朵與夕陽著色的背景給嚇失了神，心思真的來不及轉換是如何從剛剛冰冷的會議廳，來到了眼前有人穿著短褲揮汗慢跑、狗兒開心衝刺，遠處可見馬戲團般的紅白相間條紋帳篷散落在四處的美好，這一切有些不真實，是什麼樣的展覽選在如此特殊的場所？
The World Is Not Fair – The Great World’s Fair 2012是由德國建築團體Raumlaborberlin和劇場團體Hebbel
am Ufer共同策劃，結合建築、劇場、表演藝術、視覺藝術等不同創作領域，以博覽會的形式來反思世博會（World Expo）自身的概念與系統，並提出不同的想像與詮釋。相較於世博會將國家作為一種品牌與形象的宣傳，The World Is Not
Fair乃從藝術與政治的角度反觀，打破一般對於國家／世界的俗定解釋，提出十分主觀的敘述，並進而回問在此新的架構下「世界」是否仍能以一個全體性（Totality）的概念來談之？
展覽選在柏林郊區的Tempelhof Park，其前身為二次大戰時期歐洲非常重要的軍事機場。選在這裡談論博覽會、世界與城市的未來想像，有另一層深厚的意義。Tempelhof Airport是柏林政府將廢棄機場活化，城市綠地和空間再使用一個十分成功的例子；回顧Tempelhof
Park的歷史，30年代為納粹政府重要的軍事基地，偌大的佔地為當時飛行實驗的重要場所，同時也是柏林和西德許多城市重要的空運補給站。營運將近80年，一直到2008年劃上句點，但狹著無法磨滅的歷史定位，2010年5月再度重新啟用轉型為城市公園。至此，起降的飛機和轟隆聲，被伴隨夕陽慢跑的居民、玩弄風帆和滑翔翼的年輕人給取代。
因此，不難明白主辦單位選在這裡談論世界的另一種想像，乃是希望打破邊界的區隔、遠近的界線，藉由散佈在各處的15間展館來詮釋全球化系統下內／外世界交錯的矛盾議題。拿著導覽手冊按圖索驥，我們第一間來到的是荷蘭觀念藝術家Willem de Rooij的聲音裝置：《Farafra》[1]。
Willem de Rooij在展場搭建了一個木造房屋，裡面只有木條拼擺而成的座椅和支撐的樑柱，15分鐘的聲音裝置收集來自埃及靠近利比亞邊界的素材，坐在木屋裡當你閉上雙眼時，可以感受到不同動物行走的聲音，一陣陣強烈的風嘯和嘶吼聲，伴隨著各式片段、游離的野性呼喚。這是Willem de Rooij版本的人類動物園（human
zoos），諷刺地回應德國漢堡商人兼動物園管理人Carl Hagenbeck在19世紀以展出人類為傳統的Negro Village。Hagenbeck在當時從動物園的概念出發，自埃及與蘇丹帶回一些野生動物和努比亞人，要求這些「被展示」的人物在7個月的展覽期間，身著單薄的服飾並現場製作傳統手工藝品。這樣非人性的對待，將弱勢族群視為物品的愚昧行為，讓許多人在展覽期間因為不適應極端的氣候變化而死亡。令人驚訝的是，人類動物園這樣令人詬病的傳統，並不因時間與文明的發展而消失；1958年的布魯塞爾工業博覽會仍延續此模式，2010年的上海博覽會也因為建造新的展館而強制當地居民搬遷；這些變相的漠視人權，以國家利益發展為優先的貪婪，竟然可悲地在21世紀的今天仍處處可見。
展覽中有許多作品從人類生存的環境角度切入，進而談到對政治、經濟議題的影響。德國知名藝術家Harun
Farocki與日本新生代劇場導演岡田利規便藉由兩種不同形式的闡述來觀看我們所處生活上的問題：
Harun Farocki近年持續研究的一項大型計劃《影像前／後》（Pre-Image/Post-Image）乃在探討電腦動畫影像一旦在軍事工業中被倚賴作為重塑現實的主要科學研究媒材時，它在未來是否可能取代攝影和電影的位置。這樣的假設在於21世紀的今天，不論人類、動物和植物都曾因為電腦動畫發展技術的需求而被赤裸裸地攤放在實驗台上被觀察、檢視、分析、評估，以便取得模具的原型。《平行》（Parallel）為Farocki新作的首部曲，也是第一次對外公開發表，作品中呈現自1980年來樹木、水、火在電腦動畫中的發展演進。例如在一個森林的成型中，必須包含不同生長時期的葉子，從初芽階段到不同週數的簇葉群，Farocki讓觀眾看見一座森林是如何透過運算法算出樹葉生長的時間和密度而打造成；這也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如此扮演造物者的身份下，所帶來的龐大經濟效益與可能形成的供需生產鏈，將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
甫獲大江建三郎文學獎的日本劇場導演岡田利規，與團體chelfitsh在展場打造了一棟巨型的建築物，外觀仿似福島核能發電廠，以鋼架圍起一個由外無法窺視的空間。劇名取為《未定之見》（Unable to See），表演一開始由兩個人身著核電廠員工的制服，佩戴雨鞋和口罩；全場以德文演出，以行動劇探討人類對於一起災難事件所產生的恐懼，是否因為距離的遠近而引發不同的反應，遙遠如德國的民眾和福島居民所切身體驗的是否相同？
岡田利規來自橫濱，1997年成立chelfitsch劇團，團名來自幼兒念不清楚selfish和childish的生造詞。岡田為近年日本十分受到矚目的超寫實劇場導演，他擅長透過精簡的語言和肢體動作，來呈現事件抽象的過程。他最具爭議的劇碼是2010年在香港藝術節表演的《三月某五天》，以2003年伊拉克戰爭為背景，描述當時日本年輕人在美軍出發攻打伊拉克的這一天冷感漠視的一面。全劇對白以時下日本年輕人的口吻，講述毫無營養的男歡女愛，以閒聊、對話反應出百聊無賴、乏善可陳的虛無。
The World is Not Fair在6月的歐洲，一個充斥展覽馬拉松的月份裡，提供了一個十分輕鬆介入，卻不乏深入省思的媒介。行走在Tempelholf Park裡，穿梭館與館之間，你有很多時間思考身處環境所帶給你的意義。柏林在藝術文化發展上，某種程度是許多城市予以借鏡的參考，然而他們內部仍有大量對於文化政策的討論，資源不公的抗議，這些熟悉的議題也正是台灣藝文界近年不斷向政府所提出呼籲的；每個城市所面對的不再是區域上的差異，而是世界性的共同問題。當藝術文化與經濟利益放在天秤的兩端時，失衡似乎是必定的結果，但如何將差異拉回至合理的平衡狀態，應該不僅止於一次次的紙上談兵或好大喜功的論壇，因那只是留於不停的內耗。Tempelholf Park的出現，對一個嚮往大片綠地的台北市居民來說是深刻期盼的「美好」，但柏林居民在有了「美好」後，仍不斷提出更多自我批判，那並非貪婪，而是相反的在為一步步深入黑暗之心的錯誤政策提出嚴重的警告。
當我們習慣一個單一城市的生活狀態時，很難對自己提出反省，也很容易將建言視為狹隘於心的負面阻礙。是什麼成就一個偉大的城市？每個人有不同的想像，但我想惠特曼（Walt Wittmann）給了一個很「美好」的註解：「一個城市之所以偉大，視乎其是否擁有一群偉大的居民」（A great city is that which has the greatest men and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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